前陣子因為海地大地震而重新拾起的「大崩壞」一書，重新讀了一次。想想做事總是應該有始有終，趁這個機會把剩下的幾個章節的心得（其實比較多像是書摘？）寫一寫 。
作者在書中分別舉出的環境崩壞例證包括了：美國的蒙大拿州，太平洋上的復活節島、皮特凱恩島與韓德森島，北美西南部的阿納薩茲印第安遺址，中美洲的馬雅文明，格陵蘭的維京殖民地，非洲的盧安達，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與海地，以及中國與澳洲。此外也穿插了紐幾內亞高地、蒂蔻皮亞島跟日本的成功案例。在看完了這些案例研討後，才進入總結討論的部份。
首先被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即使問題明明就擺在眼前，但有的文明仍舊會做出災難性的決策？
作者在自己的課堂上，常拿復活節島的例子來作為開場白：復活節島原本是個森林茂密的小島，但在島民毫無節制的濫墾濫伐下，現在島上連一棵比較高的樹木都找不到—沒有了樹木，水土便開始嚴重流失而無法補救，農作產能劇降；沒有了樹木，島民也無法製作獨木舟出海捕魚，透過漁獲來彌補農作物的不足；沒有了樹木，島民也失去了主要的燃燒原料，無法在冬夜生火取暖、甚至沒有足夠的木材來火化屍體…。
為什麼復活節島的島民明知樹木是他們生存的根本，還是把它們全數砍光？當島民把島上最後一棵樹木砍下時，他們又有什麼感受跟想法？
類似的群體決策問題，不只存在於三百年前的復活節島上，而是遍布於今日現代社會的每個角落。假設，如果一百年後，人類還存活在這個世界上的話，那時的人們是否會驚愕於我們今日的盲目，就像我們現在質疑復活節島的島民的無知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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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一個正常運作的複雜社會體系，應該具有分配勞力與資源的能力，在面臨困境時也應該可以解決問題，而不該坐視資源基礎日益惡化、坐以待斃地不採取任何理性的作為。但實際上，這樣的悲劇卻一再發生。
作者將造成決策失誤的各種因素總結為四個部份（或階段）：首先是「無法預見危機」，接著是「無法察覺危機」，再來是「無法解決危機」，最後則是「解決危機的努力失敗」。
無法預見危機
許多危機的形成皆起因於無法預見問題，而無法預見問題的主要原因往往是「沒有經驗」—以前沒碰過這個問題，所以也對可能的危機缺乏敏感度。
像是英國殖民者千辛萬苦地將狐狸跟兔子引進澳洲，結果這兩種非原生物種造成澳洲本土哺乳動物的滅絕，且大規模的破壞了澳洲脆弱的植批環境。十九世紀的英國人當初無法知道，引進外來物種可能造成的潛在危險：他們未曾經歷過外來物種造成的災難，因此也無法預見狐狸跟兔子可能氾濫造成的嚴重問題。
此外，格陵蘭的維京人也無法預料到十字軍東征能重新打開地中海貿易路線，使得亞非的象牙能夠再次輸往歐洲，以至於他們倚賴的海象牙貿易一落千丈；他們也沒有預料到小冰河期的來臨，使得通往歐洲的海路會因冰封而斷絕。中美洲的馬雅人也一樣，他們不是土壤科學家，不知道丘陵地的樹木砍伐會造成土壤侵蝕的問題，會讓他們的農產體系崩潰。
即使已經有了經驗，這些經驗還是有可能會被遺忘。未發展出文字紀錄的文明，可能會因為經驗過於久遠而失傳，就像阿納薩茲的印地安人對祖先經歷過的大乾旱毫無印象、深陷危機卻不自覺；即使已經有文字紀錄—就像我們的現代社會—人們還是很容易就忘記過去的石油危機、甚至是幾年前的缺水問題，而在油價稍微回落時再次對耗油的休旅車心動不已、或者大開水龍頭毫無節制的用水。
另一個無法預見問題的成因是「錯誤類比」。當人們碰到陌生的狀況時，往往會根據經驗法則、尋找熟悉的類似情況來類比。但災難的發生往往在於那些表面相似，但本質完全不同的狀況中發生。像維京人初到冰島時，看到島上有著與挪威及不列顛群島相同的植物，便誤以為當地的土壤狀況也跟家鄉一樣，結果冰島極易受到侵蝕的土壤馬上就讓維京人陷入困境。
無法察覺危機
即使能夠預見危機，要是不能夠察覺危機的到來，仍舊會導致悲劇性的結果。可能造成這樣的失誤的原因，至少有三種。
首先，有的問題在開始的時候實在難以察覺。譬如在沒有土壤化學分析的古代，人們只能透過肉眼去評斷某處土壤的營養成份。就像許多看似綠意盎然的地區，其實土地相當貧瘠、大部分的養分都在植批中，結果要等到農民清除植批、打算栽種作物時，才會發現狀況不對。
其次，另一個可能造成無法察覺問題的原因在於「遠距管理」。任何大型社會或大企業都可能有這種問題，像是蒙大拿最大的私有林區和林業公司的總部並不在蒙大拿境內，而是在六百四十公里外的西雅圖，結果就是公司高階的主管完全不瞭解林區雜草叢生的問題有多麼嚴重。
最後，也是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問題發生的不聲不響，有著令人難以判定的起伏與變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全球暖化。由於全球暖化並非每年都規律的上升一定的幅度，而可能在近兩三年內每年都上升一點、然後明年又下降個一些。由於這種起伏無可預期，必須經由長時間的觀察才能得出氣溫緩步上升的平均值，因而在這過程中造成人們的疑惑與爭議。同樣的，古代格陵蘭的維京人無法確定氣候是不是真的越來越冷、阿納薩茲的印地安人也不確定氣候是不是越來越乾旱。
像這樣「悄悄變化的常態」最容易讓人無法察覺危機。像是經濟不振、教育惡化或交通阻塞等問題，如果惡化的過程相當緩慢，大家要等到愕然回首時，才發現十年前不是這個樣子—習以為常的「常態」，已經悄悄的改變了。
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就是所謂的「景觀失憶」：因為地理景觀每一年的變化極為微小，幾十年後人們早就忘了過去的景觀是什麼樣子。就像我們天天看到的周遭的親友，並不會特別察覺其成長老化的狀況，但我們卻可能認不得那些十幾年不見的老朋友。
回到復活節島的問題：「當島民砍下最後一棵樹的時候，他們會有什麼感想？」答案可能也跟「景觀失憶」有關。復活節島上的森林並非一夕之間全部消失，而是一點一點的漸漸退化，只有最年長的島民回想自己小時候的情景，才能夠察覺景觀的改變，而他們的子孫更無法想像島上林木茂密的情形。或許在島民砍下最後一棵樹的十幾年前，復活節島上早已剩不了幾棵樹了。
無法解決危機
「無法解決危機」的狀況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但也是造成災難最常見的因素。其中一個狀況即為「公有地悲劇」—在開放給群體共同使用的公用資產上，每個人都會盡全力使用該公用資產，以致該公用資產遭到超限使用的破壞；但因為使用者眾多，結果每個人只要為其破壞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的極小代價。
當然，當公用資源因為過度使用而消失時，所有人都要受害。然而，這必須依靠有效的法規來約束，否則合乎「理性」的邏輯思考將會讓每個個體做出這樣的判斷：「如果我現在不這麼做，其他人也會這麼做，到最後我反而會什麼都沒有，因此我沒有必要約束自己。」
在這樣的情況下，若非公用資源的使用者能夠達成集體性的自我約束，否則就需要政府之類的其他外在力量介入（自願性、或非自願性）。另一種方法則是將資源私有化，讓資源使用者在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之下，不得不以永續經營的角度、謹慎的使用資源。舉例來說，跨國伐木公司一般都跟擁有雨林的國家簽訂短期合約，因此他們自然會在合約期間內盡量把範圍內的林木砍光；若改以讓伐木公司「擁有」林地的情況下，為了希望該林地能夠有源源不絕的樹木可供砍伐，伐木公司自然會在砍伐時注重造林工作。
還有一個理性的行為所造成的公眾利益衝突：當權者跟社會大眾的利益衝突。在歷史上，自私的政治人物的作為，往往是社會崩壞的主因之一。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追求權力的強烈欲望所帶來的傷害。像是復活節島上的酋長們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拼命的豎立雕像、以超越對手，造成森林消失的速度加快—而這也是一種惡性的循環：如果有酋長為了保護森林而放棄豎立雕像，結果可就會丟掉自己的位子，被願意伐木而立像的新人取代。
當然，在理性之外，還有非理性的因素造成的危機。最常見的是對於各種價值觀的堅持。以宗教價值觀來說，復活節島上的雕像很大一部份的因素就是基於宗教需求而豎立，這使得他們無法輕易放棄豎立雕像的活動；格陵蘭的維京人也為了追求基督教的價值觀，使得他們到最後因為不知變通而滅絕。現代世界還有更多世俗性價值觀的問題。像是蒙大拿礦業、伐木業跟牧業的問題遲遲難以解決，即因為這些產業過去是該州的經濟支柱、也是蒙大拿拓荒者的精神，更是蒙大拿的象徵；盧安達視大家庭為理想的家庭型態，但在兒童死亡率快速下降的情況下，反而為人口氾濫埋下種子
要不要放棄自己認定的核心價值觀，往往是一種賭注。格陵蘭的維京人寧死也要像個基督徒農夫，而不願成為遊牧式的印紐伊特人（即愛斯基摩人），結果他們賭輸了，全體滅絕。此外，一個國家是否要獨立的這種價值觀，也一樣是賭注—芬蘭在1939年跟蘇聯對賭，結果賭贏了（即使丟掉一大片國土），而匈牙利在1956年也同樣跟蘇聯對賭，結果卻賠上了自己的獨立。但誰又能說哪個國家的選擇是明智的？誰又能在事前知道芬蘭或匈牙利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
其他非理性的狀況，還包括了個人短期與長期利益的衝突（像是政府高官只談論三個月內可能產生的大問題，或個人只專注於今年的年終獎金）、群眾心理的狂熱效應（從中古世紀的十字軍狂熱，到台灣對蛋塔或芒果冰的一窩蜂追求）等等。而在這些非理性因素的最後，則是某種「心理否認」的防衛機制—如果事情讓你感到非常痛苦，你就會潛意識地壓抑或否認這件事。於是，即使已經體察到可能逼近的危機，結果人們還是因為心理上拒絕承認而不肯著手處理問題。
解決危機的努力失敗
就算人們克服了以上三個階段的問題—預見了問題、察覺到問題、也開始動手努力去解決問題—但還是有可能失敗。最顯而易見的狀況是問題過於困難，無法以現有的力量解決；其次有可能是因為解決問題的代價太高，造成行動上的阻礙；此外，努力過少、或者為時已晚，也同樣會導致失敗。
舉例來說，現今人類社會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就是有害物種的引進。有害的外來物種一旦落地生根，通常就很難斬草除根。以蒙大拿的乳漿草為例，這種草的根長達6公尺，只能用每公升兩百美元以上的特別化學除草劑來根除，使得該州政府每年為此付出超過一億美金。此外，像是澳洲對付氾濫成災的兔子，用盡各種手段，包括隔離、獵捕、破壞巢穴、使用病毒…結果到現在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而像是美國佛羅里達的深色海灘雀，當人們發現牠們瀕臨滅絕時，已經為時太晚：在爭論著是否需要花那麼多錢、維護那麼小的棲息地後，好不容易政府終於同意以500萬美金買下該地區作為保護區，結果棲地早已遭到嚴重破壞、海灘雀也早就死光了。接著人們又開始為幾隻還饌養在籠子裡的海灘雀開始爭論，討論是否要用牠們與其他近似種類的雀鳥進行雜交、以培育出比較純種的海灘雀。結果等到拍板定案時，那幾隻海灘雀已經太老而不能生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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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的決策當然可能會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而導致失敗的結果，但當然，人類社會畢竟做出正確決斷的時候比較多（否則我們就不會存活至今了）—不過，也當然，這並不保證我們下一次的錯誤決斷、不會導致全體人類的敗亡與滅絕。今日的人類社會，已經不再像是古代的復活節島或是格陵蘭那樣自我封閉的小型社會。一旦崩潰發生，將波及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人類社會是否能夠繼續存續，有賴於全體人類整體的明智決斷。
作者以1961年及1962年、美國與古巴的兩次衝突為例，證明群體決策仍有基於過去經驗而修正、進而做出正確決定的可能性。當1961年豬玀灣事件爆發時，美國總統甘迺迪跟其顧問群未經深思熟慮、就直接派兵侵略古巴，結果不但全軍覆沒、還引發後來的古巴飛彈危機。當時的決策狀況是：表面上看來大家異口同聲，其實是倉促之下使個人疑慮遭到壓抑產生的共識，領導人甘迺迪也刻意把討論引向預先認定的結果，使歧見與寶貴的意見同遭消弭。之後，在古巴飛彈危機時，進行決策的同一批人注意道上次的缺失，因而刻意讓每個人都多提出質疑、自由討論，以避免個人偏執的主觀意見影響最佳決策。
我們今天所擁有的資訊與立足的基礎，要比過去任何一個崩潰的社會及文明，都來的更加有利。雖然我們都期望，這世界上能多一些有勇氣跟權力、能在行動上展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氣魄的領導人，但更重要的是每個人自己對這些問題的體認、以及願意付出改變的確實行動。我們今天已經能夠預見、並察覺到大部分可能的環境危機，但我們是否能夠對自己所抱持的價值觀做出必要的取捨？是否能夠同心協力為那些、最終會影響到自己的公眾利益做出犧牲？我們是否可以克服各種非理性的心理障礙？
沒有人會希望自己變成復活節島上的最後一棵樹，或是籠子裡最後一隻的佛羅里達深色海灘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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